年晓泉住的地方在小店楼上，一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左边一张木板单人床，右边一张樟木小桌，推开窗是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关上窗是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抑扬顿挫，是夹杂英文的。
那时候首都北城正要举办奥运会，潭城作为省会城市，居民的学习热情也分外高涨，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吵起架来，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
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祖孙仨到了晚上，围着餐桌抬头看，电视里放的是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桌上摆的是红泥火炉的家常菜色，打眼一望，就像一家人一样。
年晓泉跟老两口住了小半年，个子又往上冲了三四厘米，十七岁的姑娘，身高直逼一米七三。
老杨对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很是看重，倾囊相授。
直到第二年入夏，郑老太太病情恶化，他才不得不离开潭城、带着妻子去了北城治病。
老杨走之前关掉理发店，把年晓泉很是郑重地交到了儿子小杨手里。
小杨四十来岁，子承父业，也给人剪头。
但他工作的地方可比金锣巷洋气多了——在城北一家高档美发会所。
会所不是能让人放肆的地方，那里不提供泡了茶的老搪瓷茶杯，也没有人高声聊天，上那儿剪头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费者，剪头的师傅也并不叫师傅，端庄一点喊老师，亲切一点叫托尼。
杨托尼早些年去过海外，回国时娶来一位日本媳妇，个矮头圆，胸大如斗，老杨和郑老太太将这位儿媳视作洪水猛兽，三人梗着脖子大吵一架，之后来往渐少，只剩下些年节假日的疏离问候。
郑老太太没看完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会就走了，她去世后的第三年，老杨也跟着离开。
杨托尼送走两位老人，决定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
那时潭城的房价还不高，年晓泉知道他没有再回来的意思，便借钱把“老杨理发店”收过来，在外面挂了个招牌，一行字言简意赅，漂亮大方，算是给老杨当初那一句“后继有人”，赋予了一个体面的交代。
年晓泉这些年工作忙。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后，来金锣巷这边的次数越发少了，大多数时间都是让小徒弟赵嫣守着这个小店，只有偶尔顺路，或许心情不畅时，才会过来看看，跟还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说一说话。
年晓泉的小徒弟赵嫣也是她从车站捡回来的，跟当年郑老太太把自己捡回来的情况差不离。
此时，小徒弟正笑嘻嘻地蹲在店门口吃着面，手里端一不锈钢小盆儿，抬头瞧见迎面走来的年晓泉和程茜，小腿冷不丁一哆嗦，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喊了声“师傅”，然后眼睛眨巴两下，打出了一个圆润的饱嗝。
年晓泉咳嗽几声没说话，只是盯着她看。
小徒弟被她盯得有些心虚，擦了擦嘴巴，便只能傻笑起来：“师傅，您就回国了啊，怎么样，东京好玩吗？跟国内的城市区别大吗，我听说，那里卖小黄/片都是不违法的，这是真的吗？”
这话年晓泉没法接，因为她担心小徒弟恶向胆边生，真漂洋过海，去那边重操旧业。
毕竟，当年她把这姑娘从路边捡回来时，她就是个卖小黄/片的。
小徒弟没上过高中，十四岁被村里人骗进城里搞传销，个头不高，吃的尤其多，短短半个月，就被组织头目慧眼识金，凭借出众的饭量给人扫地出门。
她于是只能跟着同村的小哥去卖黄/片，效果不佳，次次都能遇着警察，跟吸铁石似的，业内同行见到她，无不闻风丧胆。
年晓泉看了眼小徒弟碗里的菜，哼哼两声道：“你别跟我吊儿郎当，我刚才路过廖婆婆的小卖部，人家可跟我告状了，说前巷的林小姐昨天上你这剪头，你给人家右边刘海剪秃了一半，现在看着还像一条野生海带长在大脑门上。”
赵嫣被批评得又打出一个嗝，摆手表示不相信：“不可能，林小姐那西北干旱地带的脸，脑门儿上怎么也长不出野生海带。”
说完，她见年晓泉又准备伸手来敲自己，立马屈打成招：“错了错了，师傅，我错了。”脸上表情虽看上去很是诚恳，但语气里还是带着些许不服气：“可这事其实也不能全怪我。真的，师傅，昨天的场面，太热闹了。闵主任领着那开发商的白总过来聊拆迁，前呼后拥的，跟拍电影似的，中途李达的儿子跟人秘书打起来，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最后，还是林小姐的狗辛辛苦苦撒了三泡尿才给劝下来。”
年晓泉侧头看过去，手指往她脑门上一推：“人家打架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做手艺活儿的，客人坐下来，再大的热闹，你也得踏踏实实干完再去凑。”
小徒弟一嘟嘴巴，开始委屈上了：“可昨天明明是林小姐自己先跑出去的呐，我追着她取头上的卷发棒她还不乐意，硬是嫌我挡着她的视线，她说自己瞧见那开发商老总的脸，就像找到了人生的初恋。”
天可怜见。
林小姐单身七十多年，当年下乡插队期间，乃是一号冰清玉洁分子，如果她不幸有个丈夫，孙子都没有初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