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京城为例，诸多下级官吏，以他们每年的俸禄，哪怕加上职司每年的福利补偿，都是难以让他们在京城过一个滋润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一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平民百姓。
因此，也就难免有些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些体制外的利益，还有话可说，为了生计。针对此点，朝廷此番是大幅度提升官员俸禄了，越是低品低阶，幅度越高，同时，针对各级职司所拥的职田、职产，也开放了一些，都是为了提升官员职吏的待遇。
当然，朝廷在财政情况并不良好的情况下，如此厚待官僚，自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明令禁止，有职务在身的官僚及其直系血亲经商。
虽然想要真正禁绝，困难很大，甚至不现实，但是，一条可以参考、可作执法依据的法案，是明确了，这无疑是给天下官员脑袋上了一圈紧箍咒，多少能给权力腐败降降温。
整体而言，此番天下官僚，都是得了实惠的，尤其是那些本分为官做事的官吏。另外，由于大汉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均衡，有鉴于任职贫富的差异，各地官吏的职俸水平，也随之更改。
此一条，同样形成条文政策，指示诸道州府，进行调整，不再似以往那般，完全依照官吏品级来制定发放。
与之配套的，则是对偏僻、贫穷地区官吏的考核升迁上，吏部将有大幅度的放宽与优待，并且鼓励有志官员，前往偏鄙为官任职。
至于军职人员，自不用多说，在过去二十年，刘皇帝从没亏待过的，就是军队了，此番亦然，哪怕是调整过的职官俸禄，也只是与军队薪俸水平相当罢了。
而针对军队俸禄的调整，则局限于军队内部薪资体系的完善，加重边军、戍卒待遇的提升，维持宿卫、禁军水平，削减地方道司卫戍，使差异化、层次化更加明显。
至少，哪怕国家基本进入和平年代，当兵仍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的，比起吏职与军职，对勋贵待遇的调整，就更加具备针对性了，针对性的削弱。完全按照赵普筹谋的条文，由刘皇帝稍加修改，即行颁布。
最直观的，便是自王爵以下，每年薪俸，皆有所削减。以亲王为例，每年的俸禄从八千贯钱、一千两百石粮，降为六千贯钱，八百石粮。
如今大汉的亲王，也就是那几名皇子，从儿子开始开刀削减，还真就能堵住不少人的嘴，让人无可辩驳。
相比之下，勋臣人员的待遇，则保持不变，毕竟他们的职阶无法传承，也都是为国建立过汗马功劳的，刘皇帝没有必要以此亏待。当然，这也是一种安抚的做法。
从最直接的爵禄开始，贵族免税田产的额度，也大幅度缩减，国公五百顷，直接减为一百顷，余者都需向各地官府重新备案。
直接利益之外，对于勋贵其他显性、隐性的特权，都有所限制，当然，最终还要落实到执法上来。而执法队伍的建设，也是接下来赵普主导的朝廷重点工作。
若是过去，朝廷出台这样一份恶意满满的政策，大汉的勋贵们，只怕早就闹翻了，那不服绝对会写在脸上，表现在言行上。
但此番，一个个都沉默了，南市的血还没有人去擦拭，西苑的御宴更冷得惊人，再是不服，最终也只能憋在心中，不敢发作。
而符、李、赵等权贵家族，更是带头表示，响应接受朝廷的政策，也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监督，上报土产。赵匡胤甚至还提出，愿意补缴过去的田税，但都不需刘皇帝发声，赵普便表态，过去的恩典符合朝制，不需从后补收。
最后一项举措，则是朝廷的人事调整了，滦国公慕容彦超正式退了，工部由侍郎潘佑代管，这是个南臣，也是个改革派，更是赵普手下的干将。
同时，崔周度拜相，兼管刑名、监察，成为负责大汉司法工作的宰相。另外，赵匡义为期不足一年的洛阳尹生涯结束了，被调到荆湖南道任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