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沉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