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现在急需摸一摸定难军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现在战争在即他需要更精确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国朝财税体系大体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两税三分的格局。
具体到某一州其刺史将属州部分赋税送至节度使、观察使处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开支曰“留州”节度使再将部分税赋解送京师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个藩镇都要交即便是素来跋扈的河北诸镇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着这套体系元和年间朝廷收到了总计三千五百余万缗的赋税（实物亦折算在内）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三至四倍。
其实单就人口来算后世严耕望等人认为虽然藩镇割据但武宗年间的人口未必比天宝年间少。不然的话以明面上远低于开元年间的税基即便财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税中唐那会也不可能达到三四倍的财政收入——天宝年间800多万户大历年间一度只有130户结果两税法一实施十年内变成了300多万户并且在接下来五十年内增长到500万户平均每户663人超过天宝年间户均5人着实了得。
黄巢入长安之后各镇上供都暂停了或许未来会陆陆续续交。嗯已经有一些恭顺的藩镇开始上供长安了虽然皇帝还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镇本来就穷暂时都没交。河中这种富裕藩镇更不用说一年七十万缗的盐利全数截留也难怪后来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钱。
中和四年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发展绥州户口渐丰垦田日多全年地税共收得粟麦杂粮4142万斛户税得绢68480匹、钱12750缗；银州地税1209万斛户税绢57920匹、钱11313缗；夏州地税771万斛户税绢20960匹、钱4094缗。
这三个州里面银州百姓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因为户均人口只有32人绥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还是大量巢众编户刚刚娶妻户口太少。国朝收税是按户收取的因此负担较重若不是该州数千巢众跟随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头羊的话日子怕是要很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
当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后梁比晚唐更高。而后梁还是五代里最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农民人均负担更是在晚唐五代赋税最重的后周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么活下来的。
定难军衙军、州兵一年粮赐60多万斛战死或伤残军士抚恤两万多斛在营军士粮食日常消耗二十余万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万斛更别说还有钱帛赏赐了。
明年多了十多万缗钱的盐利之前新开垦的荒地产量也在慢慢增加再加上夏、银二州持续开田绥州百姓也在自发增加田亩数量明年的两税、榷税、军属农场租入外加卖马钱应该可以覆盖大部分军费支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