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前的制度，每帝崩，辄清查天下户口及垦田之数，以见其增减之差。然其间隔或长或短，不足以为朝廷定是施策。”皇帝如今也是熟知朝政典章制度了，只有熟知这些弊政的底细，他才不会轻易被人糊弄。
人口与田亩清查自光武皇帝以降，每代皇帝都清查过一次，虽然保证了籍册的实时更新、稳定税源。但这样的规矩有极大的漏洞，比如皇帝一生只能在新君即位的时候查一次，这中间十几年的人口增减、赋税征收、政策制定，朝廷难道还要拿十几年前清查的人口数据当参考么？
而且东汉一代继位的新君大多幼弱、或是旁宗继位。天子没有权威，朝政操于外戚之手，每年的核查人口，无非是走走形式，到了五千万的顶峰后，每年的数字就再也没有较大的波动。这对于没有遭受大灾大难的东汉中期来说，这个数据值得是存疑的——尤其是在孝桓皇帝亲政后，原本在冲、质两个幼帝时期持续下降的人口，在清查过后居然突增近千万。
皇帝随口废掉了这个存在缺陷的人口普查制度，另行规定道：“今年是戊寅年，以后每逢‘寅、申’两个年份，皆诏命地方清查户口，更新籍册。”
将一代皇帝清查一次，改为每隔六年清查一次，不仅增加了清查的频率，而且能使后来的皇帝在权威树立的情况下主导某次清查，不至于因幼弱新立而受到蒙蔽。
“朝廷才诏告天下，今后少事，欲令百姓休息。”杨琦觉得这样的频率太高，会形成官吏频繁扰民不止的现象，违背朝廷与民休息的初衷，他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同时也知道这件事不可更改，便建议延长清查的时限：“还请陛下睿鉴。”
“六年休息聚力，之后天下就未必少事了。”皇帝语气平淡的说道。
诚然，休养生息、天下少事，是皇帝根据当前的局势，与大臣们一致妥协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要一直休养无事下去，在皇帝眼中，随着国力、经济的恢复，或许还不需要六年。
杨琦语塞，转眼瞧见黄琬望过来的深深目光，一时无奈，在心里叹息。
皇帝有主见有决断又有眼界，他们这些人虽是号称宰辅，但能影响皇帝决策的机会实在不多。这样的皇帝足够英睿倒也还好，臣子只顾埋头办事即可，别的不用操心。可皇帝每每有些独树一帜的想法，背后的深意往往令人心惊，像是黄琬、杨琦这样的老臣，如何放得下心来呢？
“案核天下户口的事，由司徒总其成。”皇帝点了黄琬的名，太尉朱儁未录尚书事，无形中低黄琬一等。而清查人口是关乎国计的大事，让一个宰相牵头，底下少府、大司农等部门辅佐，可以极大地发挥效用：“这是十数年来首次案核户口，是要为今后做典例的。黄公，切不可有误啊。”
司徒掌人民事，这说起来的确是黄琬的分内之事，可被赋予重担的黄琬迎面正对上皇帝深邃的目光时，心头还是忍不住一跳，旋即低下头应诺了一声。他素能准确的揣摩圣意，这一次不用细想也知道，皇帝将事情交给他，以后出了什么差池，责任也是他的。
“赵公所言民户、屯户、军户三者之外，还有一项，少府务必详查。”皇帝盯看着王绛，沉声说道：“少府即日起制定奴籍，将现存的官奴婢一一造册。命地方豪强、大户蓄奴者自行谒官府呈报家中奴婢数量、年龄等等，由地方官府登记造册，发给凭证。”
皇帝这话一出，让王绛等人心里犯起了嘀咕，朝廷自己的官奴婢倒还好说，彼等大都在盐池、矿井、织室担任劳工，少府统计起来也方便——当然官奴婢不用多此一举缴纳算赋。
主要是彼等豪强，刚刚这才定下奴婢加收五倍算赋的政策，一个成年奴婢，豪强一年便要为其缴纳四百钱，而普通豪强谁家没有几百上千的奴婢？更大一点的，仆役数千上万都有，每年光是为奴婢缴纳的算赋都是个惊人的数字。
有这个政策在前，彼等豪强怎么会主动、坦诚申报？
偏偏皇帝心里已有了主意，他说道：“没有官府发给的凭证、不在官府籍册上的，一律不视为奴婢。豪强不得任意刑杀，驱使劳役，违者重罪。彼等奴婢既无凭证、又不在籍册上，倘若受到豪强欺凌，可径直讼于官府，允其自告，官府不准不受其辞状！”
以前的君主只是下诏释放奴婢、不准虐待杀伤奴婢的诏令跟这个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皇帝先是给奴婢上户口，没有户口的官府一概不承认是奴婢、而将其视为自由民，豪强就没有权力任意处置。
一旦处置了，那些奴婢大可以逃亡他处，因为他们不在奴婢的籍册上、没有凭证，豪强就不能证明他们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更何况，皇帝还准许不在籍册上的奴告主，授官府以柄，趁机打压豪强的权势。
这个政策一出，相信大多数豪强宁肯主动将名下奴婢登记在册，每年为奴婢付出数万甚至十数万的算赋，也要得到一个保障，保住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凭空消失。
掌握了全国的奴婢数量，皇帝就能借此对天下豪强的数量、强弱以及拥有的财赋有个大致的了解，不但能增加岁入，还能削弱豪强的经济实力。
解决了最重要的一项，后续的的便好处置多了，皇帝废除了东汉末年以来额外向百姓征收实物的户调制。至此，朝廷的税源大减，可以想见未来数年的财政状况都不容乐观，除了叮嘱在场旁听的度支部尚书韩斌将度支郎分派到公卿府署，厉行审计以外，还要着手开源。
未来几年冀州的海盐将大规模开发，加上扬州的淮盐，以及盐铁酒榷的施行，朝廷尚且不用担心大规模的赤字。轻农税重商税，宁可用危机倒逼改革，也不随意增加农民负担，这是皇帝未来规划的政策走向。
然而在众人散去后，皇帝还是将太仆刘表单独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