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朱济世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种地应该是一门专业一门很有“钱途”的专业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农民群体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农民工的副业或者是农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这其实和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见闻有关他虽然是广东北部山区的城市居民但是居住的地方离乡村并不遥远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农人。当然知道粤北山区的土地抛荒农村青壮年大量离开的情况。而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又见识到了欧洲农村的富庶农业一片繁荣的场面。再加上身为海归派的朱皇帝总有那么一丁点崇洋媚外所以就错误的将欧洲的家庭农场加农业合作化当成了最理想的农业制度。
不过朱济世也知道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农业制度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耕地同时城市吸收农村富余人口的能力也要足够的强。否则大量离开土地的农人涌入城市衣食无靠可就是最佳的造反派了！
而且家庭农场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只存在雇佣劳动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量存在于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其实就是类似的存在。而统治乡村的士绅地主则是家庭农场大展的障碍士绅作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压迫的不仅是贫下中农也包括比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殷实之家。
另外家庭农场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而非战斗集体。将没有多少野性的汉地农人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去东北、西伯利亚、西华这样的华夷斗争极为激烈的地区可就太过危险了。
因而执政近2o年的朱济世从来都没有大张旗鼓推行过家庭农场。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殖民地和新领地的大量开拓以及形势渐渐安稳还有农村士绅统治在科举改革和政党政治的双重冲击下渐渐趋于瓦解。大明已经到了推行家庭农场加合作化这个“理想的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今天朱皇帝将左宗棠、罗泽南、郑洪和刘鹏等四人招来温泉宫就是想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来着。
“一国之展进步由如平地起高楼而盖房建楼之关键在于基础。基础不实纵然楼高千丈也早晚会在瞬息之间轰然而塌。而我大明当建万世之基业这基础需得扎实无比。我中华之基础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朱济世还在侃侃而道。说得都是正确无比的大道理只是在左宗棠等人听来都有点儿好笑——皇上您一直都是工商为国本的今儿怎么想起要以农为本了？不过心里面怎么想面子上却都是一副认真聆听教诲的恭谨表情。身为大臣还可以安居相位二十载左宗棠还知道对什么人可以耍骡子脾气对什么人不能耍大牌的。
朱济世目光轻轻在几个脸面上扫过笑眯眯地道：“但我华夏千年以来都习惯将农业之本与工商末业对立其实大可不必。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经营工商是为利千里做官难道不是为财吗？朕可没有听说过将士农对立的。既然士工商三民皆是逐利之人那么农人又如何不为利所动呢？就连朕这个君王也都喜欢言利的……哦朕是君王爱财取之有道翁同龢给朕记下来这话将来要当成皇明祖训的。朕的子孙都必须牢牢记住他们都是可以爱财的但是要取之有道。”
翁同龢是御书房大臣自然像个跟屁虫一样随在朱皇帝身边这会儿正拿着支毛笔在记录皇帝老子的“宝训”呢。听到朱济世的话连忙就记录下“君王爱财取之有道”这几个字儿。我们的朱大皇帝向来爱财最听不得什么“不与民争利”的屁话——他是丝毫不将皇室财团当成大中华经济圈里一个不正常的级垄断财团的。
左宗棠和罗泽南听了这话也对视一眼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左宗棠操着他那口湖南官话大声道：“皇上所言极是。我们内阁的农林部这些年也想了不少办法帮着大明的农人增加收入只是农人太多土地又薄能够温饱已经不易终究比不上工商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