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时候因为明初国力强盛又为了彰显天朝威仪前来朝贡的小国使臣又或者他国商人在大明朝中往往可以谋得厚利。
如此一来许多东瀛岛民便时常冒充本国的朝贡使者到大明朝这里来骗钱骗物。
这时候很多到大明朝来冒充朝贡使者的东瀛人并没有倭国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这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蛮夷贼寇便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
这便是大明朝最初的倭寇。
为了防止倭寇的袭扰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颁布了海禁的政策禁止沿海一带同他国商人往来。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之民众以及与外番蛮夷交易者依律一并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
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大明律：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连九族海盗以及走私牟利者必须千方百计的掩饰自己的出身。
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
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东瀛人来掩饰身份。
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
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的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
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明初的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
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地”给剥夺了当地百姓的饭碗跟着也被砸了。
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有自古以来“潮漳以番舶为利”的说法不许贸易往来便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
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
而代表正义之师的明朝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
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这种全民多“寇“的荒唐局面问题的根源其实是烂在明朝自己身上正如同晚清闭关锁国一半封闭便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明朝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而本文所讲述的倭寇主要以东瀛浪人为主这些‘倭寇’才是真正的“倭寇”虽然总人数只占了实际“倭寇”人数的十之一二但是这些东瀛蛮夷的凶蛮狠恶远远不是沿海居民被逼伪装的“倭寇”可以比拟的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常年隐于茫茫海上见到沿海的村落便大肆洗劫一空。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从元末、明初一直到正德年间。
元末东瀛倭国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列岛硝烟四起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的农民、灾民逃难流入海中乘着明初大肆用兵无暇相顾之机屡屡聚众侵袭明朝滨海各个州县。
等到大明洪武之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